故乡溯源变化与乡愁

文/ 王有金

我的家乡郭皋庄，在宁津县八百三十八个村中算是个中型村，六百多口人，也是个名村，文化底蕴深厚，才子佳人辈出，上世纪中期出了个名作家郭澄清（1929一1989），《大刀记》是他的成名作。

其实他之前写的多部短篇小说，文笔更好，更有时代特色，乡土气息更浓，是解放初期的乡间记实，是农村生活的显现。

（一）

郭皋村，与宁津县二百七十七个即墨移民后人一样，有六百二十年的存在史，是燕王扫北后迁移而来的，是为了填补荒凉的境地，繁华当地的人口状况和经济发展而被迫迁入的。

明朝初期的一四O四年间，全国人口才五千一百万人，是现在山东省人口的一半，是全中国十四亿人口的二十八分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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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那时全山东的人口才五百二十万人，是现在山东人口的二十分之一，比现在全德州市人口还要少些，而且居住相当不平衡。

从即墨迁移人口较多的县有，宁津、陵县、乐陵、庆云。

河北省更为多些，大都在华北平原一带，如沧州市区、任丘、献县、河间、青县、沧县、黄骅、海兴、盐山、孟村，吴桥、东光、南皮、献县、阜城，都有从即墨迁入居民的记录。

当然不光是从即墨迁入，其它省份迁入的也有，比如山西的洪洞县，安徽的风阳县，北京的燕山角下，都有人迁入。

迁移人进入该地后，只能分散居住，不准居住在一起的，三五里一家，四五里一户，那是为了均衡繁衍当地人口，后来慢慢发展成了个个小村庄，土地也相连。

移民后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，修盖房屋，挖井吃水，开垦土地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风风雨雨的事肯定少不了，更不知做过多少难，吃过了多少苦。

那年代，缺医少药，蚊蝇遍地，遭遇干旱年，水灾年也是常事，也得硬挺强过，迁过来的人还有个适应过程，思念家乡，故土难离，缺吃少穿，人之常情。

郭皋村先人郭仪就是在回即墨县西关外郭家巷老家探望人时病亡的，葬于故乡，与同来的妻子埋于两地，无法合并其骨身。

他妻子的孤坟仍在郭皋村墓园西南角处，坟茔不小，春夏长草，孤零零，无碑牌，少香火，很是可悲可怜可叹。

郭仪的故乡青岛市即墨区西关外郭家巷村，已是城中村，村民搬住高楼，村庄户籍人约两千口，是个杂姓村，郭姓人还剩一户。

郭诱为该村文化名人（1638一1715），一六七O年中考进士，一六七九年被授于吴江县令，为官清政，有胆有识，政绩显著，受康熙皇帝器重，一七一五年病故于家乡即墨郭家巷。

郭皋村也同其它迁来村一样，历经了六百多年的历史，发展成如今的样子，一代代，一辈辈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，经历了长长的岁月。

建国初期郭皋村人口大约为四百人，目前户籍人口是六百多人，其它人口大都出门在外，五湖四海，天南地北，大江两岸，长城内外都有。

如果包括多年打拼在外人员，可能有一千几百人，因为嫁出去的姑娘无法追踪，分散在祖国多地的更是难以计数。

中国解放初期人口为五亿四千万，现在是十四亿略多，不到建国初期的三倍，郭皋村按可比口经应为一千二百人左右，村内户籍人口和移居外地人口不差上下，均为六百人。

（二）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春天，第三生产队女社员时宝臻在锄地时发现的百斤古钱币，是个古代村迷。

上百斤的古钱币，埋在地下，堆积在一起，是谁埋的，那个年代埋的，为什么要埋，都是个解不开的迷事。

古钱币至少也是六百年前的事，很可能是燕王扫北时发生的事，人没了，钱没花了，或遭杀人灭口，只剩下藏钱。

燕王扫北的故事，是这样的，朱元璋死后，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权位，进行了从北京到南京之间的四年征战，动用了几十万兵力，拼杀了三四个来回。

当时，凡年满十六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男性人，一律从军，不从者杀。

为了叫从军者无牵挂，将所有人统统杀掉，房屋推倒烧毁，水井全部填埋，造成无法生存的境况。

遍地尸骨露野，千里无鸡鸣声，蚊蝇肆飞，蟥虫遍地，荒芜处处，一片荒凉，移民前，就是那种悲惨的状况。

（三）

郭仪后人在一百多年的生存中，出了个七世人名叫郭皋，在河南开封做官，身为进士，清政廉洁，为民主政，口碑极好。

在城北买了块土地，做休整结交之地，后来管理成了个小花园，看管花园的人后来发展成了一个小村子，就是现在的郭家园村。

郭家园人口约三百左右，现因城建扩大而拆迁住楼，原村庄不复存在。

三百年后又从前寨子西村来了王姓人，是来继承绝户佬爷家的财产的，郭皋村从此有了郭王两姓人，王姓人目前也为三百人略多，在外居多。

王姓人最早记载人为王德馨，算来也有二百几十年的历史，目前也发展到八世人。

郭皋村在六百二十年的变化中，发展成第二十六代人，平均一百年四代人，二十五岁为一代，其它村也大同小异，大都如此。

一样的天地，一样的风土人情，一样的风俗习惯，郭皋村的发展历史，也是其它村的发展历史，从山西迁来的人，从燕京迁来的人，从安徽风阳等地迁来的人，也都差不多，大同小异。

六百年中，同样吃得是五谷杂粮，喝得是地下井水，穿得是织布粗衣，住得是土木屋房，养得是鸡鸭猫狗，牛猪驴羊，走的是乡间土路。

取土形成湾，走道形成路，婚丧嫁娶也是一样的模式，一样的风俗习惯。

春夏秋冬，天地日月，赶集走亲，求学为挣钱，猪圈养猪，场院打粮，石头碾子石头磨，沾帽头，烟代锅，小孩开裆裤，太太小脚挪，也是一样的风俗，相同的习惯。

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经过了六百多年的风雨历程，到上十九世纪七十年代，全村还都是土打的平顶房，全都是土泥路，穿得也都是家织粗布衣裤，吃仍在求温饱的状态下。

劳动靠人力，重活拉拽靠牛驴，人定胜天，只是一种精神，一种志气，还是风调雨顺好种田，自古如此。

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，是生产队时期，全村五六百号人，忙活一年还是不够吃，吃不饱，靠瓜菜替代补充，那是过来人记忆犹新的事实。

始于宋朝的裹小脚习俗，给中国妇女带来了不便和痛苦，在中国，在乡间存在了千年之久，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，行走在村庄的小脚太太还普遍存在。

但放开小脚是孙中山主政的一九一二年，解放后出生的人，基本上没有裹小脚的人，但延续存在了几十年。

那年代，郭皋村没有裹小脚的只有老烈属李金贞，被村人称叫“大脚”人。

（四）

建国后的三十年，奔得是吃穿住行，能吃饱，有衣穿，有房住，是追求的目标，那是生产队时期，是强调大而公的年代。

生产队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八二年，整整存在了二十几个年头，郭皋村分设了四个生产队，耕种着一千六百亩土地。

生产队时期，虽然劳动生产率低下，但是中国乡村近千年来最繁华的时期，最兴盛的时期，最热闹的时期，是最值得人们怀念和记述的。

那时，人们春夏秋冬都在一起劳动，说说笑笑，热热闹闹，村庄天天有呼唤，田地处处有歌声。

劳动不少，产量不高，心情挺好，是对生产队时期最适当的评价。

八十年代初，实行了土地承包，人们根据市场需求种植农产品，以赚钱为目标耕种土地，收成好了，收入多了，反而觉得村庄没意思了。

几千年来，农民盼望的就是吃好饭，住好房，穿好衣，用好车，强调改善生活，过好日子。

进入二十世纪后，村庄又发生了大的变化，村村通硬化了道路，村街路面也得到了改造，烧火做饭从桔杆柴草到用煤气罐做饭，再到使用天然气，取暖从热炕头到燃气做热源，都是政府投资，用气补贴，替代了桔杆。

种地机械化，生活电气化，减轻了农民劳动强度，提高了乡村文化生活水平。

收音机，缝纫机退出生活，电视机越来越好，洗衣机普遍使用，自来水进入农户。

故乡的变化是多方面的，全方位的，有的变好，有的变坏，蓝天白云少了，夜晚的星星不那么亮了，该有的东西也没了或少了。

在上世纪末期，天地自然也发生的大变化，水井水脉由七十年代初的几米十几米，下降到几十米，村南两湾已变干枯，村围水沟难见水鱼。

冬天的大雪早己不在，夏天电闪雷鸣状况极少出现，热闹的田地动物也极为少有，南来北往的大雁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绝迹，乡间的狐狸也是那时候断了影子。

由于国家的防护林带和乡间树木的增多，春天黄风漫天刮的现象也少了，冬天尽刮的西北风也少了，更不那么冷硬了，乡间厚厚的冬冰，将地冻裂的状况确实少见了，这是天地自然的变化。

（五）

早些年，乡间田地里是非常热闹的，能感觉到天地自然美。

除了种植多品种的五谷杂粮，还有生产队的瓜菜园，打晒粮的场院，田地中的水井，不规则的沟坎，片片古坟和高松青柏。

与人相伴的动物界更是热闹吸引人，春天野兔奔跑，夏天长蛇爬行，秋天仓官偷粮，冬天狐狸雪印。

蚂蚱蹦，蝴蝶飞，蚂蚁搬家，春燕房檩叨泥做窝，麻雀门框做窝下蛋，老鼠屋内打洞，蛐蛐蝼蛄夜间鸣唱。

公鸡晨时打鸣哏哏哏，母鸡午时下蛋咯咯哒，那种人欢马叫，动物群起的现象随着农药的普遍使用和水位下降，也都不复存在，成为历史。

鱼虾湾中游，动物遍田间，鸟雀空中飞，春秋见排雁，牛驴耕田地，鸡鸭家家见，吃水井中提，穿衣针线连，是那年代的普遍现象和做法，年年如此，家家同样。

现在生活好了，村中人员少了，空房连连，锁门大吉，村街上，过道里，难见人行，蹲墙根的老人没有了，串乡做买卖的呼感声没有了。

没有了紧张的麦秋，没有了长长的大秋，没有了田地的五谷杂粮，没有了村庄的热闹景场。

少了故乡情，多了乡间愁，村庄越建越好，村人越见越少。

六百多年的故乡向何处去，土地耕种如何解决，空心村，锁门户，闲置房，空过道，是否长期存在下去。

总是盼望回故乡，回到故乡心境凉。故乡当年多美好，又为故乡多愁肠。不知故乡存多久，乡人都在城中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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